十八年前，高尔基文学院就在我心中有了教堂般神圣的位置。那时，我刚考入我们中国的鲁迅文学院。鲁院的前身，叫中央文学讲习所，就是五十年代初，丁玲访问苏联后仿效高尔基文学院创办的。我入学那一期，正赶上中国思想解放的**，而且给我们讲课的老师们，不论是作家，还是评论家、画家、音乐家和教授，他们差不多都受过苏俄文学的浓重熏陶，于是，以一个没念过大学的人命名的作家大学，便理所当然在一群没念过大学的作家心中显得重要起来。当时，我们这群还留有红卫兵造反遗风的青年作家，一是为了弄到正规大学文凭，二是要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高尔基文学院比肩，便一再闹腾，要求将文讲所改名鲁迅文学院。开明的中国作协领导，支持了下属这些会员有历史责任感的热情。从此，中国也有了一所与苏联老大哥同样名正言顺的作家学府。所以，当我走进高尔基文学院这座慕名已久的文学教堂时，恍兮惚兮地又像回到了我的鲁院，而当年在鲁院学习时，我又常常跑到并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其面目如何的高尔基文学院梦游。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，他的长篇小说《我的大学》曾风靡世界，对我也产生过很大影响，以至我在鲁院上学期间也写了一篇《我的大学》小说，并且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感觉：高尔基文学院好像也是我的大学一样。就为这原因，当我们到了离莫斯科红场不远的特维尔花园街，就要迈进高尔基文学院大门了，我还在后悔，没能赶回宾馆换上一套西服。高尔基文学院在欧洲，不穿西服而穿旅游休闲服去参拜她，是不敬的。我就一再请求翻译同志，见面时一定先跟主人解释一下，我们是于旅途中临时赶来的。

尽管我事先已有思想准备，高尔基文学院不可能像刚看过的皇宫和教堂那样豪华，但见到高院后，一件往事儿还是不由自主涌上了心头。有一年，也是培养作家的辽宁文学院开学，一个远道而来梦想当作家的女生报到后就哭了，她万没料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文学圣殿竟是那样的寒酸。高尔基文学院也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当然，再怎么出乎意料我也不可能哭，伤心都不可能，我毕竟已懂得了文学是怎么一回事，文人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再寒酸的文学教堂我也会虔诚地对待她的。